纲要

纲要的读音

gāngyào

纲要的解释

(1)提纲:他把问题写成~,准备在会议上提出讨论。(2)概要(多用做书名或文件名)。

纲要的同义词

纲要的扩展阅读

《纲要》 - 概述

《纲要》,“纲”,原指网上的大绳。汉代郑玄《诗谱序》中说:“举一纲而万目张。”又引伸为事物的关键部

主持制定《纲要》的毛泽东

分,如大纲。“要”是重要的意思,与“纲”有异曲同工之意,又有“要点”之别。“纲”“要”并用,即为:提纲挈领的要点。

“纲要”是一个简称或简写,全称为:《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或《1956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即为: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提纲挈领的要点。


《纲要》是一九五六年及之后十二年内指导全国农业发展的主导方针,亦即纲领性文件。实践也证明了这个《纲要》制定发布的历史和实践的指导意义。

《纲要》 - 简介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由于之前的国民党统治,日军的侵略,加上战争等原因,致使整个中国,千疮百孔,各行各业,百废待举;而这时候,美国人却又联合联合国军发动了侵朝战争,把矛头指向新中国;败退到台湾的蒋介石,也伺机颠覆、反攻大陆。新中国的恢复和建设,困难重重,其中最大的困难是四亿五千万人口的吃饭问题,和发展工业的原料问题。一九五五年以前,富裕中农的平均收入水平,每人每年才八十元,一九五五年,全国粮食总产量是三千四百九十六亿斤,每人年平均才三百斤左右。有五亿以上人口的中国农村,给中国工业提供了世界上最巨大的国内市场。没有中国的农业,便没有中国的工业。

据薄一波回忆,一九五五年三月三十日,毛泽东提出要“钻社会主义工业化……。”同年十月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共第七届六次全会上的讲话中说:“现在的国际环境有利于我们完成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我们一定要争取这个和平建设的时间。”〔《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一九九页〕

中国的“工业化”、“和平建设”都离不开中国的农业;为了解决粮食和国内市场问题,《纲要》就这样应运而生了。《纲要》确定了涉及到全国生产生活、建设发展、教育卫生、科学技术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共四十条。

《纲要》 - 制定过程

一九六○年四月六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的《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报告中指出:《纲要》“是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倡议提出的,在一九五六年一月以草案形式公布。”

具体情况是:在中共内部,作为党的主席,毛泽东只管国家发展的政策制定和检查落实情况,并不做日常的具体(也叫一线)工作;做日常具体(一线)工作(包括宣传工作)的是中共党的副主席刘少奇及中央委员总书记邓小平等人。

参预制定《纲要》的刘少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百科全书(1949-1999)》一书中写道:邓小平“1955年4月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9月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修改党章的报告。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在任总书记的10年中,协助中央主席、副主席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另据吴冷西在他的《忆毛主席》一书中记载:“……宣传口的主要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

只做决定指导工作的毛泽东,一九五五年十一月间,在杭州和天津分别同十四个省、区党委书记共同商定了农业十七条。这是《纲要》的雏形。同年十二月,把十七条发至各省征询意见,一九五六年一月才形成农业四十条草案;此后又经过两年实践,一九五七年下半年,作了第一次修改,在一九五七年九月二十日~十月九日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扩大)上基本通过;一九五八年又作了第二次修改,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二十三日,再次由中共在北京举行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大会通过;一九六零年四月,才提交二届人大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发布这个《纲要》的中国国家主席令的人,为刘少奇。至此,《纲要》的形成前后历时四年又五个月。
《纲要》 - 重点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一九六○年四月六日,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的《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报告中写道: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是高速度地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农业生产和建设的纲领,这个纲领规定了在不很长的时间内大大提高我国农、林、牧、副、渔生产的要求,规定了达到这个要求的各种有效措施,制定了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开展农村文化、教育、卫生等各方面建设的规划,它向全国农民和全国人民指出了改变我国农村面貌的伟大目标。”一共有四十条。

《纲要》在全国农业发展上提出的重心是粮食和棉花——

粮食:“从1956年开始,在12年内,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在黄河、秦岭、白龙江、黄河(青海境内)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150多斤增加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由1955年的208斤增加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由1955年的400斤增加到800斤。其中的沙荒地区、土地瘠薄地区、常年旱涝地区、高寒山区、无霜期很短地区、地广人稀地区、大面积垦荒地区,可以按照情况,另外规定增产指标。”

棉花:“从1956年开始,在12年内,棉花每亩平均年产量(皮棉),由1955年的35斤(全国平均数),按照各地情况,分别增加到40斤、60斤、80斤和100斤。”

《纲要》提出粮食和棉花十二年内的指标和一九五五年完成数字比,翻一番左右。

《纲要》 - 应用

据记载:《纲要》一九五六年一月下发到一九五九年,四年间,除了税收、公积金、公益金和各项生产费用以外,按全国农村人口平均,每人收入八十五元左右,赶上了一九五五年以前富裕中农的平均收入水平(每人八十元),提前达到了纲要要求在一九六二年前后达到的目标。这是全国平均的水平,有许多富庶的地区已经超过八十五元这个水平,也还有相当一部分地区低于这个水平。

有关资料对《纲要》两个中心截止一九五九年发展的记载是——[1]

全国粮食总产量,在过去四年中增加了一千九百零五亿斤,即从一九五五年的三千四百九十六亿斤,增加到了一九五九年的五千四百零一亿斤。

全国棉花:一九五九年,亩产皮棉达到一百斤以上的有四十五个县、七百六十一万三千亩棉田;八十斤到九十九斤的有五十五个县、一千零四十四万八千亩棉田;六十斤到七十九斤的有一百零四个县、一千八百四十二万三千亩棉田;至于六十斤以下的,许多地方都没有以四十斤为界分别统计。因为绝大多数棉田的亩产量都超过四十斤,四十斤以下的主要是新发展的棉田。总计亩产皮棉六十斤、八十斤或者一百斤以上的,共有二百零四个县,占全国一千零二十七个植棉县的百分之二十。

《纲要》 - 变化

《纲要》要求中国全国自一九五六年起十二年内,粮食亩产量不同地区分别达到四、五、八,即黄河以北达到四百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达到五百斤,淮河、秦岭、白龙河以南达到八百斤;棉花(皮棉)亩产量按各地情况分别提高到四十斤、六十斤、八十斤和一百斤。[2]

一九五五年全国粮食单产分别为一百五十斤、二百零八斤、四百斤,十二年内实现四百斤、五百斤、八百斤,增加是一倍。而事实是: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二十三日,就在《纲要》“再次由中共在北京举行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第二次大会通过前后,在中国农村,就出现了亩产万斤粮的典型。”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在一篇《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作者刘西瑞)的文章中写道:“寿张县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3000斤’,但实际在搞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的指标,一亩地要产5万斤、10万斤……一般的社也是8000斤、7000斤,提5000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万的根本没有人提了。”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报道了当时被树为“典型”的河北徐水县,用“给山药灌狗肉汤”增产,“一棵白菜可长500斤,1亩棉花产皮棉(去掉棉籽)5000斤,一亩小麦产12万斤,一亩红薯产120万斤。”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三日,毛泽东去天津新立村参观稻田,有关领导汇报说:“亩产可达10万斤!”毛泽东听后摇头撇嘴,说:“不可能的事。”他指着一位领导说:“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是放大炮。”新立村的领导为了证明他们说的“亩产十万斤”是真的,就用电灯为水稻照明,用鼓风机朝水稻里吹风。毛泽东仍是摇头,说:“吹牛,靠不住。我是种过地的。亩产十万斤?堆也堆不起来嘛!”有些领导想说服毛泽东,让小孩子往水稻上站,毛泽东马上制止说:“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李银桥《走向神坛的毛泽东》中外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第228页)。

毛泽东到湖北省,听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讲,有一块实验田,水稻亩产上万斤。毛泽东摇头说:我不相信。外国朋友问毛泽东,亩产万斤粮的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他轻蔑地一笑,说: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38-139页)一九五八年九月三十日,《人民日报》报道了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九日到二十八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在常熟县和平人民公社参观中稻丰产实验田时,他问党委书记:亩产可以打多少?回答说:可以打一万斤。少奇同志说:一万斤,还能再多吗?你们这里条件好,再搞一搞深翻,还能多打些。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日,毛泽东就人民日报和新华社的宣传报导,又一次找吴冷西长谈时说:听说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讲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时把时间缩短了,说三、四年,四、五年就行了,不要北戴河决议上写的“或者更长一些时间”那半句话了。那半句话是我加上的。当时的想法是谨慎一点好。现在看来还是太急了。你们删去那半句话就更急了,不知是听了那一位政治局委员的意见。(吴冷西《忆毛不席》)[3]

在一九五八年十二月的武昌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有人搞“吃穷饭”、“穷过渡”的做法。刘少奇说:

“农村(人均)达到150元到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一批(指集体所有制转为全民所有制),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

彭真也说:“我们搞土改,又搞合作社,又搞公社,只要每人到150元至200元就可以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机械化、电气化、园林化)的标准压低,早转比晚转好,三四年即可过渡。”

毛泽东说:“按照刘少奇、彭真的意见,是趁穷之势来过渡,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版187、189页)[4]

《纲要》 - 评介

《纲要》中的四、五、八等指标“是高速度发展”的纲领,对农业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一九六○年四月六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在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为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而奋斗》的报告、以及会议决议中都指出:中共中央制订的“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是高速度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农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伟大纲领”。“在一九五六年一月,这个纲要草案第一次公布以后,得到了广大农民和全体人民的热烈拥护,对于当时的农业合作化的高潮和农业生产的高潮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一九五七年十月,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公布,再一次推动了农业生产和建设的新高潮……促进了整个国民经济跃进形势的发展。”

但在实践中,主要是在一九五八年的实践中,实际操作的指标却超出了《纲要》对粮食、棉花制定的纲领性目标几十倍、乃至几百倍以上;而这超出的部分却并不存在,只不过是一种“骗人的数字”——“浮夸”(大话)。社会和历史对一九五八年“浮夸风”的认识,是对《纲要》优劣的一个真实评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也是检验谬误的唯一标准。

《纲要》 - 影响

毛泽东主持制定《纲要》的过程及其确定的指标,与一九五八年社会上的“浮夸风”,就像白和黑两种颜色一样,是伴随着人类发展脚步的,并且它还将伴随下去。《纲要》制定的过程及其目标的确定反映出来的思想,不论到什么时候,都会是社会和人民生活、发展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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